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和劳动。正如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的经典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技术革命，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工业时代。“机械化”是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机器设备等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们所指的资本是机器设备、工具、厂房等资本品（capital goods），而非金融资本。

19世纪下半叶，以“电气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同时，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即“经理革命”。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理论可追溯到1662年威廉·配第所著的《赋税论》，后经庞巴维克、亚当·斯密、萨伊、约翰·穆勒等众多经济学家2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划时代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该书在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要素四元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即在生产中，地主提供土地，获得地租；工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资本家提供资本，获得利息；企业家提供企业家才能，获得利润。国民所得（NI）即为四大要素之报酬，即国民所得（NI）=工资（w）+地租（r）+利息（i）+利润（π）。这个“四位一体的公式”概括了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的中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们普遍接受。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革命方兴未艾，数字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数据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诸多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据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源和新生产要素。

我国对此高度重视，不断推动生产要素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要素涉及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等多个环节，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助燃剂”，对价值创造和生产力发展有广泛影响，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一个网络化连接、数据化描绘、融合化发展的数字经济新时代。

生产要素的五元论

数据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生产要素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后的“文以载道”，再到近现代科学的“数据建模”，数据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然而，直到互联网商用之后，人类掌握数据、处理数据的能力有了质的跃升，数据才成为生产要素。这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四元论，我们可称之为“五元论”。

新制度学派的领袖人物加尔布雷思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种生产要素是最重要和最难替代的，掌握这种生产要素供给的阶层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地主之于农业时代，资本家和企业家之于工业时代。按马歇尔“四位一体的公式”，数字经济时代，那些掌握着丰富知识和大量数据的新阶层将加快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个社会群体，我们暂以“数据所有者”称之。他们通过提供数据要素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获得某种收入。至于是什么类型的收入，这涉及一系列重要和关键问题，需要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

自主有序流动是生产要素的本质要求

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剩余劳动力，激活了农村经济；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大量物质资本和高级管理人员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去；入世后，全球资本、技术、管理与人才等生产要素在我国加速集聚，配置效率显著提高。此次国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必将为后小康时代实现更加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我们也应注意到，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明晰的权属和有序的流动，是生产要素的本质要求和前提条件。目前，数据权属有待进一步明确，我国还存在诸多限制和制约数据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既要充分释放数据红利，还能有效保障安全隐私，这都是需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方向。